如今，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市场，流转的早期中国女性肖像比男性稍多，原因可能是女性肖像更具可看性、更受欢迎，而不是当时拍得更多。彼时在古法礼教下成长起来的中国女性，连街头、抛头露脸都是失礼，何况是面对镜头，何况掌控镜头的大多都是男性。因此，直到前，大部分良家妇女对于去馆、站到镜头前、让男摄影师拍照这件事，还是有些羞怯、裹足不前的。为了吸引闺阁中人，上海耀华馆还曾以女摄影师为宣传卖点，以打消女客的顾虑。

　　中国早期相馆大多位于东南沿海一带的繁华市廛，此处颇多风月之所。藏于闹市之中秦楼楚馆的娇娃对传统礼数毫不忌讳，她们非但不介意被观看，甚至希望自己的玉容传布天下。名伶们借助新兴科技留住自己的青春倩影，相馆则靠销售这些花魁的照片赚钱，二者互惠互利。

　　作为相馆最早的一批稳定客源，妓伶是现存晚清女性相片中最重要的主角，在多数国人对相机这个魔盒还疑虑重重时，她们已施施然跨出了第一步。这在上海租界一地表现得最为明显，留下的早期记录也最多。光绪二年（1876年）李默庵作“申江杂咏”百首，其中有一首这样写道：“显微摄影唤真真，较胜丹青妙入神，客为探春争购取，要凭图画访佳人。”说的便是青楼丽人小照在馆中热销之景。

　　与普通良家妇女还沿袭着长袍宽袖的遗风不同，引领时尚潮流的妓伶们勇于尝试各种新奇的款式。从这些照片可一窥19世纪末中国新潮女子的典型装扮——原本宽松的服饰越来越趋于窄瘦贴合了，最醒目的是高高耸起的元宝领，直抵着下巴，箍在脖子上，上衣紧紧裹住纤弱的身子，底下则飘着两条窄窄的裤管，露着一点三寸金莲的尖尖。这种元宝领和窄上衣的风格从妓界发源，后来竟也影响到一般妇女，只是一般女子还不敢堂而皇之地穿起裤子。

　　当时的照片拍摄还很讲究布局，一般都设有桌椅、瓶花，有时还以琴棋书画作为摆拍道具，以增添品位和情趣。着色也是一种常见的手法。

　　所谓“着色照”，即是由人工上色而成的彩色照。在彩色照片发明前，人们要想在照片上再现天然的丰富色彩，只有靠人工用水彩着色。国内着色照片出现很早，1852年上海已有外国人在上登出拍摄着色人像的广告。1873年上海苏三兴馆在广告中以照片着色为特色宣传。另外还有一种很有特色的照片称为化装照，有点类似如今的Cosplay，被拍摄者穿着特色服装扮演各种身份角色的照片，常带有照片主人的寓意和情趣。因中国传统戏曲文化深入，又尤以全副行头上身，扮演戏文中的重要人物最为普遍。

　　当然，我们不能以偏概全地说出现在晚清相片中的女子都是风尘女子，但无疑她们是其中最重要的群体，在为女子克服镜头恐惧做出示范的同时，也不自觉地推动了照片业在中国的发展。

　　1911年的辛亥是一个分水岭，不仅意味着清王朝的，更是一个帝制时代的结束。虽然军阀们还割据一方，打得不可开交，社会上倒是出现了几许清明气息，女子学堂的兴起却可算是这病树开出的一抹新绿。据不完全统计，到1909年，全国已有各类女学堂308所，女学生14054人。进入后，这一勃兴之势更是不可，而女学生清新简朴的装束也成为女界竞相模仿的对象。这一转变同样被保留在老照片中。

　　以后，拍照再也不是交际花们的专利了。科学知识的普及和风向的引导使得大部分人对摄影有了正确的认识，女子也渐渐褪去了面对镜头的羞涩，去相馆拍照开始变成普通人家的常规项目。一般中产阶级家庭，在婚丧、生子、逢年过节等重要日子都会有摄影留念的习惯。即使平日里，打扮得神采奕奕去相馆留个影也是平常。同时相馆的内景布置也紧跟流行趋势，如钢琴、地球仪、自行车等舶来品成为时新的摆拍道具。

　　照片中的女性形象也开始丰富多彩起来，校服女子即是其中之一。女子校服最早出自学校，其式样有些模仿近邻日本的校服，上下两截，白衣黑裙，时尚点的还要在头上簪朵小花，或在脖间施条围巾。其时，文明之风劲吹，女学生装被视为“文明新装”，大受追捧，甚至连北里妓界也争相仿效，自然这也影响到一般女性的着装。元宝领开始降低，甚至有时领子完全没了，挖出各种形状。衣袖放宽至喇叭形，并缩短了几寸，露出一大截玉腕。下身的裙摆也从曳地上提至脚踝以上，露出一截袜子，轻便又美观。

　　另一个在相片中出现的标志性形象则是穿旗袍的女子。上衣下裙的风尚没有持续几年，1921年女人们穿上了袍，由此拉开了旗袍一统女性服饰的序幕。虽然其后学生装依然流行，洋装、裤装层出不穷，但旗袍一直是女子的钟爱。

　　女人为什么要穿袍？说到底，竟还是为了男女平权。自两晋以来，中原地区的女性奉行“两截穿衣”，即无论上衣多长，总能露出一点下衣，与此相反，男性的便服则为一袭长袍。这虽然只是些微的区别，但在1920年代却被追求新生的女子地察觉到了，于是仿佛一夜之间，她们都穿上了旗人女子的长袍。这虽然是化外民族的女装，但在“一截穿衣”这点上倒与汉族男装别无二致。不过，刚出现的旗袍并不是后来短窄袖、细收腰、高开叉的模样，其式样沿袭了旗装原先的特点，宽松，袖长至肘下，叉也只在裙摆尾部开一点。谁能想到，短短几年后，这宽宽的旗袍竟越收越紧，袖子越截越短，叉越开越高，原先隐匿在宽袍大袖中的女性曲线日益勾勒得玲珑起来。

　　如果说女性从清末的回避镜头到民初的正视镜头是一种观念的转变，从层层叠叠裹得密不透风到穿一袭玲珑有致、曲线毕现的旗袍是一种风尚的转变。那么，在1930年代后，当舞女、女明星、名媛代替妓伶成为镜头追逐的主角，成为大众仿效的时尚标杆时，女子面对镜头早已不再羞涩，新的问题是，在大力鼓吹女子解放的时代，她们可以以怎样的姿态来表现女性身体之美？泳装照、紧身舞裙照的出现，甚至在一些艺术作品中的半裸/出镜，则是对这个问题最清晰的回答。

　　之后，游泳作为强身健体的一项运动首先在、广州、上海等地普及开来。但女性中敢于尝试的不是自命新潮的知识女性，便是趋赶时髦的交际女子，一般的太太小姐们要穿起这薄薄一片的泳衣多少有些扭扭捏捏。然而，不过短短几年，这一心理障碍便被轻松跨越。一方面，经历了“九一八”、“一•二八”的沉痛创伤后，社会风气从往日沉湎于女子纤细柔弱的闺秀之美，转而拥有健美体魄、坚强意志的新女性，而游泳这项运动无疑对于构筑新女性的全新形象颇有助益，因而得到一些之士的大力提倡。另一方面，当时众多女明星及社会名媛以身示范，拍摄了大量明艳照人的泳装照，使得身着泳衣在碧水池中劈波斩浪不但不是一件羞耻之事，反而成了一种新风尚。

　　比起泳装，紧身跳舞裙的出现其实更为之士所诟病。因为游泳总是健康的运动，但歌舞表演本就是声色犬马，何况是穿着露胳膊露腿的演出服。自1920年代末，随着中华歌舞团（明月社的前身）、梨花歌舞团（后改名为梅花歌舞团）等舞团陆续成立，时代歌曲以及与之相伴的歌舞表演作为一种新兴的音乐形式开始流行，却也一在各种质疑声中曲折成长。

　　歌舞表演时通常要穿上紧身舞蹈服，露出丰腴的手臂和健美的大腿，不少人视之为低俗不堪。明月社的社长黎锦晖，曾写出《毛毛雨》、《可怜的秋香》等名曲，他与刘海粟、张竞生一起，被人称为“三大文妖”——后二人，前者主张将女模引入写生课堂，后者因写《性史》一书而被诬为“卖春博士”。

　　不管如何苛责，女子身体解放的步伐却是一天比一天迈得大了。1932年，黎锦晖的妻子徐来加入明星电影公司，次年主演第一部影片《残春》，讲述一个富商的妻子因独守空房而红杏出墙的故事。片子本身平平无奇，但却很好地展现了“标准美人”徐来的美艳姿色与不俗气质，其中更有“徐来出浴”一幕，半裸出镜，软玉温馨，柔情若水，引来轰动话题，观众争相观看，影片很是卖座。徐来本人也因此一炮而红，后来竟还有不少效仿者，可见在标榜新潮与先锋的电影界，裸露已不是不可触碰的禁区。

　　然而，走得更远的无疑是艺术摄影作品，继模特写生悄悄进驻美术院校后，女人体拍摄也成了摄影师们感兴趣的题材，虽因题材，不敢大张旗鼓地进行，但其实不少摄影师都有所涉猎，且布景、用光、运镜都极为讲究，绝无色欲之感。

　　女子从穿得严严实实都不愿面对镜头，到一丝不挂都能微笑得看向镜头，其间才不过几十年时间。这几十年间翻云覆雨的变化，踩着日子走过的人也许不曾察觉，但在每张定格的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女子的衣着服饰似乎每年都在悄然改变，甚至气质都会因时代不同而显得迥异，她们解放畸形的小脚、脱去繁复的衣着、放下沉重的发饰、告别木然的眼神的一点点努力，都巨细靡遗地镌刻在了这一张张照片中，回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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