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3月13日，在史称“三·一三大”的行动中，21岁的况浩文带领一个小组，亲手了11个。那双后来改变他命运的绣花鞋，就是在其中一个对象家中发现的。
这些年来，况浩文收集了跟“绣花鞋”有关的一切，包括各种版本的小说、连环画、电视剧和电影剧本。其中最令他哭笑不得的，是其中一个版本的序言：小说是副局长以他亲身经历所写，但写完后，开始，他就了。
1950年代初的西南极不太平。作为蒋介石撤离前最后的据点，宪特匪人数之多，活动之，令人咋舌。
“当时光宪特匪就有8万人，他们还吆喝了些武装，组成‘保民军’‘抗俄军’，武装号称达到一百万人。”况浩文说。
1950年2月5日，解放军60军178师部主任朱向璃，在行至成都龙潭寺时，遭到包括1000多名起义后又叛乱的军在内的武装伏击，被挖眼、断肢、，中央。
从1950年3月西南局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可以看出问题的严重性。“近一个时期以来，西南川、康、云、贵各省，连续有在各地发动大规模武装。……二月份以来，各地又并占领了包括温江、祟庆、郫县、金堂、新繁及川东之秀山等多座县城。邛崃城遭匪万人之。壁山军分区一夜之间八个区遭匪袭击而全部丢失。”
1950年10月8日，中央决定出兵朝鲜。战争，既提出了彻底清除国内的任务，也提供了最好的时机。两天后，亲自主持通过了《关于活动的》，史称“双十”。《》要求，纠正此前的镇反运动中出现的“宽大”的偏向，全面贯彻“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
“重庆从1950年第4季度起，一直到51年上半年，前前后后进行了3次大。最大的一次就是‘三·一三大’，一晚上抓了4000多人。”况浩文告诉记者。
当时，19岁的况浩文从西南人民大学一期毕业，进入刚刚成立、驻地设在重庆的西南军员会工作，在五处（边防处）任职。
大由执行。但是“三·一三大”那次，要抓的人太多，市力量不够，于是向西南军求援。
“不晓得自己要到哪里去，不晓得是什么任务。大卡车都在外面准备好了，直接被拉到了重庆南岸区。”
派来支援的人员由统一分配。况浩文被分到南岸区龙门浩的下浩，带领一个16人的小组。
小组由一名户籍警和西南军区警卫团的一个加强班组成，配备一流的装备：圆盘式冲锋枪。每个小组发一份名单，按照单子。名单由各个，经过、镇反领导小组审查后确定，名字、身份、地址，写得清清楚楚。解放后，这些在户口清查中都已登记在案。
况浩文组要11个人。时，先以查户口之名敲门，一开门，就用手电筒照眼睛。先问户籍警：是不是这个人？再问对方：你是不是某某某？如果确认，就说：你犯了罪，你被了。然后上去两个人抓起来。没有人敢。
“算起来40多分钟得抓一个人，很紧张。”由于当晚人数众多，连手铐都不够用，只能用粗麻绳将被抓的人串起来。
解放时，一贯道已发展成为最大的会组织，不仅人数众多，仅就有20万之众。而且许多地方的基层党政人员也其中。1951年10月，一贯道被宣布为会组织，和、、、党团一起，成为镇反运动的五方面打击对象之一。点传师在一贯道中位居第5级，属于上层。
对这个点传师的很顺利。后房间时，况浩文突然发现，带穿衣镜的柜子下面，有一双黑底白花的绣花鞋动了一下。“我以为是个人，我拔枪，斜着身往那个柜子后面扑过去，进去一看，没人。其实可能是我眼睛花了，当时神经高度紧张。”
况浩文至今回忆起来，仍觉得心有余悸：“当时是凌晨四五点，光线不好，屋子又窄，是有点恐怖。恐怕我看那个绣花鞋就两三秒钟，但这两三秒钟给我的冲击太强烈了。”
除了那双绣花鞋，况浩文至今念念不忘的还有两个小女孩。时隔多年，他已记不清那两个小女孩是否是那个点传师的女儿。
当时，那两个两三岁大、穿红衣服的小女孩坐在一张小床上，一直望着涌进来的端枪的陌生人，临走时，还对他们说：“解放军叔叔再见。”
“那一会儿，我心动了一下。事后想起来，她们肯定不知道我们是来抓她们妈妈的。那对女孩如果在的线多岁了。我希望这对姊妹这一生是平安的。”
3月重庆街市的景象，正在西南师范学院任英文教授的吴宓在日记中有所记载：“绾系之人，累累过市。”朝天门码头，常常围着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一批一批的在那里被。
关于的划分标准，况浩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伪军连长以上、伪保长以上、区分部委员以上、三青团区队长以上、巡官以上、一贯道点传师和坛主以上，大致都可算作。“不一定有现行，不一定有（具体的）活动，但是你是的社会基础。”
按照“双十”的要求，镇反运动要特别注意对群众的教育作用。“对于这些案件的执行，必须公布判决，在上发布消息（登在显著地位），并采取其他方法，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
“三·一三”大的当天，重庆的《大公报》以《四千余归案》为标题，在头版进行了大篇幅报道。《新华日报》则于第二天发表《严厉》。
宣传的作用无疑是显著的。3月26日的《大公报》上，刊载了两篇亲人的文章，一篇为四川大学学生李国新所写的《我活捉了我的父亲》，一篇为大公报记者杨本泉采写的《罗思棣了做的丈夫》。文中写道，他们在经历了痛苦的思想斗争亲人之后，都觉得“很轻松”。
不过，过度的宣传声势也引起了中央的。在会上明确提出：“要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宣传报告工作亦应如此。……如果每杀一人都要报道，在上过多地宣传，亦恐产生副作用，如可能使某些人怀疑我们‘过多’‘行动过火’等。”
此后，西南局宣传部根据这一，就《新华日报》等很不策略地“连篇累牍”刊载清匪反霸消息做了检讨。
中央也注意到了有的地方镇反扩大化的问题。1951年5月初从外地刚一回京，就马上找来罗瑞卿，命令立即召开全国会议，部署全面收缩。同时，他电告西南局等地的负责人，要求他们“严重注意”镇反中失控的情况。
在况浩文看来，那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那么大的运动，难免不出现一点差错，或者打击面稍微大了一点。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不管是哪个党，哪个，你不他，他就你了，这是巩固新生的需要。”
1955年，况浩文因身体不好，转业至第二工业局工作。虽然离开了工作的第一线，但那些故事无时无刻不在他脑海中盘旋。
1958年时期，提倡群众写作。况浩文每晚十点后，拿把电灯泡裹起来写作，至凌晨一两点。几个月后，小说《在茫茫的夜色后面》完稿。他将稿子寄给了《成都晚报》。
《成都晚报》想连载这篇小说，但小说里面有女对中员产生爱慕之情的情节，他们拿不准，就往上送审。
“我在时学的是苏联的教材，就是克格勃那一套，其中有一条‘美人计’。但在中国不许干这个。我在小说里多少写了一点，一个女对员发生了爱慕之情。”况浩文解释说。
文稿被送到了四川省厅长和文联秘书长那里。文联立刻将此稿列入出版计划，组织了资深编辑和作家参与改稿。
当时，《一双绣花鞋》虽然还未出版，但因为故事情节曲折离奇，经口口相传，已经广为人知，成为他“主义”“人性论”的。
隔离审查40天后，他被放了出来。“我从来就没服过，组织上让我们学苏联克格勃，又不是我们自己要学！那些教材是哪个发的嘛？”
后来有两件事情，让况浩文意识到自己也许将从“预备敌人”升格为“候补人民”了。一是事件之后，他被允许听了组织上对“九一三事件”的传达；另一件事，是他被通知观看内部电影《啊，海军！》，这可是19级以上的干部才可以看的。
“电影里面有个人叫山本五十六，在重庆管他叫‘山本七十二’，因为19级以上、也就是每个月工资72块的人才可以看。”
在况浩文为自己的身份纠结之时，《一双绣花鞋》正以手抄本的形式，从南到北，一疯传。带动小说的，一是大，二是知青下乡。小说以“大毒草”的名义，被纷纷传抄。“基本上，有知青的地方，都有这部小说。”况浩文说。
“有人拿来问我，是不是我写的，我就说那是我写的，它有错误，你把它烧了算了。那个心情，就像跟人说，这是我的儿子，但他生来就有缺陷，你把它了算了。”虽然时隔多年，况浩文重提此事依然沉痛不已。
“一般人体会不到什么叫翻身。那天晚上，我这个从来不喝酒的，倒了一盅酒一口就喝下去了。第二天早上吐了好多血，吐完了就好了。”
上世纪90年代，他曾去找过点传师的家。他记得，那是罗家巷200号。“三·一三”那晚，暗夜里隐隐约约可见的那座塔，仍然矗立在那里。
“不过，知道她提前两年，我还是心里觉得欣慰。人嘛，过去有，有错误，改了嘛，就好了。”维基解密黄菊自杀